1939年，一对中国平民兄弟，在日伪统治下的沦陷区的核心——南京城里，在戒备森严的日本驻中国总领事馆的盛大宴会上，凭着一腔杀敌复仇的爱国热血与勇敢机智的行动，制造了震动海内外的惊天大案。这段尘封近70年的历史事件惊心动魄，令人荡气回肠……
1939年6月10日晚7时半，日本驻南京总领事堀公一在其官邸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招待日外务省次长以及侵华日军“华中派遣军”司令部头目。另外，汪精卫伪政权中的几个政要也应邀参加。
不料宴会刚开始，忽闻有人怪叫：“酒里有毒!”立时举座皆惊，乱作一团。堀公一命令书记官对酒宴用的陈酒彻底检验，又急令医院速派医务人员赶来抢救。约过了15分钟，陆续有人喊身体不适，且口齿不清，步履蹒跚。既而有人倒地，赴宴的人几乎都是呕吐不止。总领事馆里混乱不堪。两个贪杯的日本书记官中毒甚重，当晚毙命。此事震惊日寇，消息很快传遍了大江南北。
1939年6月12日(星期一)的重庆国民党《中央日报》第二版用一则简短的消息报道了此事：
敌外务省政务次官清水留三郎，日前抵沪赴宁，敌驻宁总领馆于十日晚七时设宴欢迎……计二十余人。所食黄酒中为暗置强烈毒质，敌伪畅饮后立即中毒，均晕倒地上，一时秩序大乱。
6月18日(星期日)的《中央日报》第二版报道称，仍有人“中毒甚深，昏迷不醒，生命垂危”。
毒酒案发生后的第三天，日寇即开始了对此案的侦破。他们将目标锁定在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两个中国仆役詹氏兄弟身上。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俩与其父詹士良、母詹潘氏、妹詹兰英以及他们的妻子儿女，是世居南京的一户贫民家庭。其祖籍为皖南徽州，在明朝初年就移居南京，历经数百年，已成了地道的“老南京”。哥哥詹长炳，1910年生;弟弟詹长麟(又名詹长林)，1913年生。
詹长麟自小就机警灵活。他在1928年刚15岁时，就参加国民政府警卫第一旅，任旅长兼南京警备司令俞济时(1990年病逝于台湾)的小勤务兵。1932年初，詹长麟19岁，随军参加了一·二八抗战，经历了战火的考验，锻炼了胆识与办事能力。后来他退伍，回到南京黄泥岗薛家巷14号的家中，搞纺织谋生。
1934年4月，詹长麟得到一次机遇。他由父亲的一位茶友王明和先生的儿子王高科介绍，到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应试当仆役，每月可得14块银元的工资。当时招收的中国仆役有4个条件：一是不懂日语;二是要有家人在南京生活，可做人质;三是外貌要俊秀;四是做事要勤快，手脚要麻利。詹长麟基本符合这些条件。日本总领事须磨弥吉郎亲自对詹长麟面试，十分满意，让詹长麟任自己的仆从，为其打扫房间，端茶送水。詹长麟做事勤快机灵，肯吃苦，深得日本人信任。
令詹长麟想不到的是，那位王先生介绍他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原来是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一手策划与部署的。日本先后发动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侵占了中国的东北地区，并疯狂地向关内地区扩张，中国的民族危机空前深重。随着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开展，国民政府也在各方面进行抗日备战的工作，其中包括至关重要的对日情报工作。介绍詹长麟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部署。
就在詹长麟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10多天的一个晚上，一辆黄包车停在詹家门口，一个头戴礼帽、眼架墨镜、身着蓝布长衫的年轻人来到家中，说有事情找他，把他带到了著名的鼓楼饭店2楼4号房间。
詹长麟走进后，只见一个同样是戴礼帽、架墨镜、穿蓝布长衫的青年人跟进房间来，随手关好门，便满面笑容地说：“你叫詹长麟吧，在日本总领事馆干得怎么样，酬劳还多么?你曾经参加过一·二八抗战，在停战期间，因你母亲生病，八十八师第二六二旅五二四团团副黄永淮(1944年4月下旬，在河南省于庄牺牲。1986年，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其为革命烈士。——笔者注)让你回家探母，这件事你还记得吗?”
詹长麟听了这番话后，感到非常惊讶，因为对方对自己这番经历竟如此了解。之后这个人又对他讲了许多国家形势和爱国道理，并又问道，为什么有人介绍你到日本领事馆当仆人?詹说不知道。那人郑重地说，目的就是要你搜集和刺探日本人的情报，为国家效劳;而后才自我介绍说：“我是首都警察厅特警科外事组组长赵世瑞(1952年中风作古于台湾——笔者注)。
詹长麟吃了一惊，一时说不出话来。
赵世瑞拔出一支手枪放到桌上，接着说：“我们了解你。你做过军人，有爱国心。我们把机密都告诉你了。现在有两条路让你选：一是秘密当我们的情报员，搜集日本领事馆的情报，为抗日工作;二是你不肯为我们工作，不肯为抗日工作，那你现在就在我面前，用这把手枪自杀。”
詹长麟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他想到日寇这几年对中国日益猖狂的侵略活动，想到他在一·二八事变中与日军的拼杀，想到许多沙场捐躯的战友，立即表示愿意为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工作。从此，他就成了秘密派遣在日本总领事馆“卧底”的特情人员，每月可得10元的薪金。
南京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成立于1932年4月1日，最初名叫“中华民族复兴社”，本部(即乙处)设在南京市四条巷，同时在市内鸡鹅巷53号设立办公室处理机要(即甲处)。
“特务”是特别任务的代称，工作范围有情报、策反、行动等。詹长麟加入首都警察厅外事组后，特务组织给他取代号65，化名袁露，并让他秘密接受了各种特工训教。詹长麟在秘密受训中了解到，特务组织内部结构极为严密，凡加入者即为终身职业，不许改变，一直到死为止。
詹长麟利用自己是日本总领事仆从的身份，每天为日本总领事收发信件、打扫房间、传呼人员、采购物品等，可以偷偷看到日本总领事来往的信件，包括各种绝密的文件。日本总领事馆里的各种动向，甚至总领事的一举一动，都在他的监视之中。他常常能获得各种重要的情报。有时詹长麟看到从日本寄来的重要信件，就带回家中，在密室里把信件拆开记录后，再把信重新封好，第二天再放回日本总领事的桌上。信封上的邮戳是詹长麟现盖上去的。这是他用牙骨做的假邮戳，盖出来的印章与真的一模一样，从来没有露出过破绽。
詹长麟每次获得情报后，就在家中用明矾水写在白纸上，水干了以后就看不出来了。其家附近有座关帝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与詹长麟约定，将关帝庙作为他们的秘密联络点。詹长麟让母亲把他写成的情报悄悄插到关公像后面的一个小洞里，到时候就会有人来取走。同时，詹母也从关公像后面小洞里拿到指示，带回家交给儿子。若有重大事件，詹长麟就将收集的情报交给首都警察厅外事组指定的杨立民、黄泗清、潘崇声、卜玉琳等传递上去。这4位联系人先后是他的上司，他们性格脾气虽各异，但工作态度都十分严谨认真，没有丝毫马虎，执行任务雷厉风行，争分夺秒，遵行“大老板”戴笠的命令不折不扣，有一种“当日事、当日毕”的作风。
1934年6月，在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弥吉郎的策划下，借口所谓时任日本副领事藏本英明失踪事件，挑起了一场震动中外的外交风波。日方诬称藏本英明是被中国政府的特工秘密绑架杀害了，并由此演绎成一场对中国的武力威胁，甚至企图由此制造对华的战争借口，就像1931年沈阳九一八事变那样。这就是民国史上著名的“藏本事件”。
在这紧要关头，刚到日本总领事馆工作才两个月的詹长麟，把他在日本总领事馆的所见所闻，及时报告给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这个藏本英明实际上是朝鲜人，很早就举家迁居日本，从东京帝国大学毕业到外务省工作。长期的“支那事务”研究，使其不仅对中国情况十分熟悉，一口汉语也说得十分流利，是个典型的“中国通”。
藏本英明“失踪”那天——6月8日晚上10时30分左右，詹长麟亲眼看到，藏本英明乘坐日本总领事馆的一辆轿车，出中山门上陵园路往中山陵方向开去了。首都警察厅厅长陈焯命令督察处长金斌等人，根据詹长麟提供的情报和其他方面获得的消息，很快于6月13日中午11时许，在明孝陵附近的一个山洞里，找到了藏本英明，使日本军国主义的这次侵华阴谋破产。
詹长麟就这样表面上当仆从，暗中搜集情报。他两面拿工资，每月共得24元。当时100斤一袋的洋面粉只卖3块钱，所以家里的生活变得宽裕起来。但他的工作十分危险，时时刻刻都提心吊胆，神经就像一根绷紧的弦。由于他机警灵活，又曾经受过战火的考验，所以在生死之间，显得胆大又心细。或许当时特务组织正是由于这一点而看中了他。
一天，天气很好。总领事馆里的日本人都到室外休息，屋子里空无一人。詹长麟见是个很好的时机，就悄悄地走进总领事的房间，先是在废纸篓里翻了一下，见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马上又拉开办公桌的抽屉，看看有没有新的文件。这时，楼梯响了。詹长麟一惊，急忙把抽屉关好，然后手拿抹布在办公桌上擦起来。走进门来的是总领事馆警察署副署长悌泽，见只有詹长麟一人在房里，顿时眼露凶光，“咚咚咚”走到他面前。詹长麟急忙停下手中的活计，直挺挺站立着。悌泽满脸怒容，挥手“啪”地一声，在詹长麟的脸上重重地抽了一个耳光。詹长麟动都没动，虽心中十分紧张，却没有丝毫表露。对方虽有怀疑，但没有抓到什么把柄，只得将其赶出房间，然后转身从墙上取下羽毛球拍，锁上房门，走了。詹长麟一连几天内心都紧张不安，但表现上却像没事人一样。他在此后就更加小心谨慎了。
1936年2月，詹长炳也被日本总领事馆雇用当仆役;并也和弟弟詹长麟一样，参加了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军事情报组织。詹长麟有了帮手，工作更得心应手了。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二人为人朴实诚挚，在日本总领事馆中做事认真细致，忠于职守，与上下相处得都很好;而且他们仅粗通文墨，不问世事，从无反日言论，因而深得日本总领事馆先后几任总领事的信任。而国民政府军事情报组织对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工作抓得也很紧。如果他们提交的情报少了一点儿，马上就会受到质问。特务组织往往要他们从3个方面反省：一、忠诚：是不是忠于组织，有没有退缩背叛。二、破立：有没有突破自己的成绩，有新的开拓。三、廉耻：有没有贪生怕死。
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8月，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关闭。詹长麟兄弟接到首都警察厅外事组的命令，要他们在南京潜伏，伺机重回日本总领事馆工作。
是年12月初，侵华日军向南京进攻;13日，日军占领南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屠杀了30多万手无寸铁的中国同胞，制造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石头城尸积如山，血流成河。
在这场大劫难中，詹氏兄弟也未能幸免。财产遭劫，房子被烧，半生心血毁于一旦，妻子也惨遭到日军强暴。家恨、国仇和长期在日本人手下劳作的压抑交织在一起，沉沉地堆在詹氏兄弟的心底。
日军占领南京后，日本总领事馆恢复，因原在白下路的旧馆被战火烧毁，新馆改设在鼓楼坡顶上的原日本驻华大使馆内。由于日本政府一直未在外交上正式承认伪“维新政府”，因而一直未在南京恢复大使馆，这样就使得在1937年12月日军占领南京后，直到1940年11月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汪伪政府前，日本当局设在南京的最高外交机构就是日本总领事馆。
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找到日本总领事馆的总领事堀公一，得以重回任仆役。日本人给詹氏兄弟一辆自行车，并发给他们一个写着“日本领事馆使用人”的白袖章，他们戴这个袖章骑着自行车可以自由出入南京城，随处可见的残暴景象让詹氏兄弟义愤填膺，复仇的种子深深地埋在心里。
1938年4月1日，撤退到武汉的国民政府将原复兴社改组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局)。詹长炳、詹长麟兄弟所在的南京潜伏组织划归军统局指挥，称为“军统局南京区”，区长为钱新民。军统局局长戴笠指示钱新民及部下50余人留在南京，坚持地下斗争，并调南京区筹备处少将处长尚振声任副区长。
詹氏兄弟重新回到日本总领事馆任职后，时时寻找着打击日寇、汉奸，为死难同胞报仇雪恨的机会。
这样的机会终于到来了。
1939年6月初，詹长麟从日本外务省的一封来信中获悉，日本外务省次长清水及随员三重，要在6月9日到南京总领事馆视察。詹长麟当晚将这一情报传送出去，立即引起了潜伏组织的高度关注。
6月6日晚10时，钱新民决定，在丹凤街22号军统局特警科外事股股长潘崇声家召开秘密会议，研究策划“毒酒案”行动计划，并要詹长麟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
8日，詹长麟看到日本总领事馆发出不少请柬。他从这些请柬中，得知10日晚，日本公使兼总领事堀公一将要在领事馆举行一场大型酒会，欢迎清水次长及随员三重。应邀参加酒会作陪的人员，日方有“华中派遣军”司令官山田己三中将、参谋长吉本贞一少将、副参谋长铃木宗作少将、军报道部长谷荻那华雄大佐、特务机关本部部长兼伪“维新政府”的最高顾问原田熊吉少将，以及谷田大佐、高侨大佐、公平中佐、岩松中佐、三国大佐、岛本少将、三浦大佐、泽田海军大佐、田中中佐和秋山大佐等;伪“维新政府”方面的有伪行政院院长梁鸿志、立法院长温宗尧、绥靖部部长任援道、内政部部长陈群、交通部部长江洪杰、司法部长胡礽泰、教育部部长顾澄、外交部部长廉隅、财政部次长严家炽、实业部部长王子惠、南京市市长高冠吾等。总领事堀公一和领事内田及两名副领事4人将作为主人主持宴会。这份名单几乎囊括了当时驻南京的日本“华中派遣军”的首脑以及伪“维新政府”的骨干分子。詹长麟立即将这一情报火速报告给“南京区”。
军统局南京区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决定发动一次史无前例的投毒行动，出其不意地在日寇心脏上插上一刀，将日伪的核心分子一网打尽。行动若能获得成功，必将给正在抗战中的中国军民一个极大的鼓舞，同时也给日寇汉奸一个沉重的打击。他们专门成立了投毒行动小组，由尚振声任组长，政治助理书记卜玉琳负责联系，情报助理书记李再生、刘玉卿负责撤退事宜，交通组长赵希贤负责撤退工具，会计主任安少如负责挑选毒药。詹长麟则被定为投毒的实施人。
行动小组对投毒行动作了周密的计划与部署。詹长麟接受了任务后，提出自己的想法。他说：“把毒药投入酒瓶，是整个行动最重要的一步，决定成败。我完全能做到。但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毒药有没有效果?能不能毒死人?如果毒药根本毒不死人，就是把我赔进去也无用。”
药品在6月9日通过哥哥詹长炳带来，一个手指粗的药瓶，玻璃外壳上面有USA(美国)的字样，里面装着白色粉末。詹长炳告诉弟弟：“这是美国货，剧毒，只要人沾上就必死无疑。”
詹长麟又向他们提出一个要求，说：“我有个心愿，就是在完成任务后，能够安全地撤离南京。我还年轻，还要继续杀敌。我还有全家老小。这不会影响我完成任务。”詹长麟的要求得到批准。
1939年时，詹长麟26岁，家住南京市吉兆营12号;哥哥詹长炳29岁，家住南京市许家巷。
1939年6月8日，日本总领事馆向各方被邀请人士发出请柬的同时，立即为这次盛大宴会忙碌起来。詹长麟被分配去为宴会购酒。他在6月9日——开宴的前一天，到中华路三山街119号的老万全酒家，买回4坛绍兴老酒。回到领事馆，他将酒由酒坛灌进酒瓶。
6月10日是举行宴会的日子，也是詹长炳、詹长麟实施投毒的日子。这天早晨，军统局南京区将詹家所有人都集中在鱼市街中华菜馆吃了一顿团圆饭。大家心里都明白，上刀山，下火海，生离死别，就在眼前。但大家谁都不讲话。吃完饭后，詹长炳、詹长麟像往常一样，到日本总领事馆上班;家属们则由专人安排护送，从下关渡江去江北八卦洲农村隐藏。
6月10日晚6时左右，日本总领事馆的酒会准时举行。詹长麟按照预定计划，事先就对人说：“我肚子疼，等宴会开了后，要去一下医院。”宴会开始前，詹长麟负责温酒。为了投毒万无一失，詹长麟在开宴前几分钟，才偷偷把毒药倒入酒瓶，并且使劲摇动，让毒粉均匀地溶解在酒里。开宴时他见酒席桌上的酒杯都已经摆好，便沉着镇定地捧着毒酒瓶，走到桌边，按顺序把毒酒一一倒入酒杯，然后退到一边，紧张地观察事态的进展。
可惜的是，当宴会开始时，被邀请的日军高级军官多人因故未能出席，伪“维新政府”的政要却都来了。于是日本总领事馆决定由本馆日本外交人员补充空缺。总领事首先致辞，欢迎清水一行的到来，然后高呼：“天皇万岁!干杯!”顿时宴席上群魔狂舞，人人都站起身，拿起酒杯，高呼：“干杯!干杯!”然后一饮而尽。詹长麟躲在暗处，见毒酒已被敌人喝下去，知道任务已经完成，便急忙脱掉白色工作服，跳上自行车，骑出总领馆后门。
他赶到不远处的傅厚岗高云岭巷子里与哥哥会合后，迅速而去，经玄武门出中央门，赶到燕子矶笆斗山江边。刘玉卿、王高科早奉命在那里等候，马上把詹氏兄弟也送到了江北。
就在詹长麟离开领事馆10多分钟后，酒宴上有人发觉酒中有异常味道，大叫：“酒里有毒!”众人还没有反应过来，领事馆书记官宫下一头栽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另一名书记官船山也口吐白沫从椅子上滚下来。酒宴上顿时大乱，人人都舌头麻木，表情痴呆，中了不同程度的毒。酒宴立即停止，召来日本军医化验。结果发现酒中确有毒。但已有多人中毒倒地，船山、宫下两书记官于当晚死去，其他的日伪要员经百般抢救，才免于一死。
南京日军当局恼羞万分，迅速进行疯狂的报复。当晚，日军宪兵队与伪警察局下令关闭了南京所有城门，封锁了各交通要道，然后在全城大肆搜查抓捕一切可疑人员，连老万全酒家的掌柜都遭逼供，严刑拷打。对日本总领事馆的中国仆役更是全部拘禁，严刑逼供。最后，他们将注意力集中到了不见踪影的詹长炳、詹长麟兄弟身上。但当日伪宪警赶到他们的住处时，发现詹家早已逃离。日伪当局在南京的大街小巷与各报刊上遍贴(刊登)告示，对詹氏兄弟及其全家通缉抓捕。日伪的布告写着：
詹长麟二十六岁，身高五尺二寸，体型瘦长，皮肤清白，高鼻圆眼，短发，走路稍有罗圈腿，身着白上衣，黑长制服裤。其妻黄氏，年二十四岁，身高五尺，鼻子大，扁平，嘴大;女儿五岁，儿子三岁，都是身着黑色中式衣裤……
从6月10日到7月10日这一个月的时间内，日伪当局在南京城里先后出动宪兵、警察、特务达1000多人次，进行拉网式的清查、搜捕。日方还派便衣特务到上海租界跟踪追捕，但都一无所获。
日本总领事馆发生的毒酒案在社会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尽管日伪当局严密封锁，但消息还是不胫而走，迅速传遍了南京城。市民们无不暗自拍手称快。
南京的军统地下情报组织为了防止日伪当局伤及无辜的同胞，也为了保护好军统在这里的地下组织，乃以詹长炳、詹长麟兄弟的名义，专门写了一封信，于6月25日从上海英、法租界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公使兼总领事，说明投毒案的真相，承担一切责任，并表明他们这次采取投毒行动并非出于个人私怨，而是出于对日本侵华暴行的国仇家恨。信件全文如下：
我们兄弟两人在日本总领事馆几年的服务期间，对你们日本人是非常好的，我们也非常忠于职守，没有一次做过违背你们的事，这你们也是相信的吧。
不幸的是，发生了中日战争，我们目睹日本对中国的无理侵略，对日本人确实感到失望。然而那时我们仅仅是从新闻报道中看到你们日本人的凶残，但还不是亲眼看到的。因此，还没有使我们改变在总领事馆内忠实服务的决心。后来，南京被你们日本兵占领，我们亲眼看到了日本兵在南京烧杀奸淫的一切兽行。甚至，连我们自己的家也被你们烧了，我们的妻子也被日本兵强奸了，家里的东西也被日本兵抢劫一空。我们兄弟虽如此在领事馆内忠实服务，而我们的家被烧，妻子被奸污，财物被掠夺，可怜劳苦半生的血汗全被你们破坏尽净。既然如此，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我们决心要为国报仇，为家雪耻，我们已经和日本势不两立。只是我们既无兵，又无力量，加之总领事对我们又很好，因此至今我们都下不了手。10日，总领事招待客人，我们知道总领事不能出席，才决定下手。谁死谁不死，这就要看你们的命运了。
我们不管成功的可能性大小，只是为了满足报仇雪耻的心愿。我们事前对谁也没有讲，事后更不愿意给别人添麻烦。“好汉做事一身当”，我们不想再说假话。我们已经来到上海，明天就要去香港，你们有本事就请来捉我们吧!但不要怀疑其他的人。我们既然做了此事，就不怕死，如果被你们捉住，为多数被你们蹂躏的人们报仇雪耻，死而无憾。像我们这样的劳动者，除以这样的死作为代价之外，没有比这更光荣的。我们在领事馆进行这次行动，唯恐牵连总领事，但想不出其他报仇雪耻的方法，所以就在公馆宴会的时间下了手。这样做对不起总领事，感到遗憾。
这是对日本当局的侵华战争的严正回答。
堀公一看了信暴跳如雷。因为詹氏兄弟在信中声称他们已经到了上海，即将去香港，显然还将去中国的大后方，因而日军当局立即派遣特务在上海和香港布下暗哨，定下抓捕他们兄弟的行动方案。但结果仍一无所获，连人影子也没看见。
其实，在军统寄给日本总领事馆的信中，声称詹氏兄弟将前往香港，是他们布下的烟幕弹。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中央日报》根据军统组织的要求，对毒酒案作了连续5次报道，也都故作疑阵，进行配合。这烟幕弹果然起了作用。对日军起到很好的迷惑，使他们再也无法找到詹长炳、詹长麟兄弟。实际上，詹家兄弟并没有到上海，也没有去香港，更没有前往大后方重庆，而是在军统组织的帮助下，在江北六合乡村一家躲避了一个时期，然后就和全家人亡命天涯，6年走过浙、闽、湘三省，历经磨难，终于在抗战胜利后回到了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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