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00A01960年2月20日，大庆油田石油大会战誓师大会。资料图 \u00A0\u00A0
“铁人”王进喜，如今依旧鼓舞着众多大庆石油工人。资料图 编者按 上世纪50年代初，被称为“共和国长子”的东北三省——辽宁、吉林和黑龙江，作为中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经济高速发展，工厂遍地，烟囱林立，无数工人及其家庭享受着这个繁荣大集体带来的福利。 然而，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实行工业经济体制改革，政企分开，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体制，产能过剩的东北工厂大量停产、倒闭，曾经被“鸿运”福荫的一大批家庭不得被改革的洪流裹挟着前进，历经转型的阵痛。 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东北的老工业基地再次来到一个曲折的转弯处。在目睹了祖辈父辈们起起落落的人生后，东北年轻一代人有的选择了离开，有的选择了留守，也有的离开后又再回来，但更多数的人则是在“出走”和“留下”间做着艰难的选择。 ■东北后工业生活系列报道（一） \u00A0 法治周末记者\u00A0张舒 \u00A0 初次抵达这座有“油城”之称的城市时，还是深冬。 零下三十多度的严寒，冷却了大庆这座位于黑龙江省西南部的新二线城市的热情，路上三三两两的行人紧裹着羽绒服匆匆走过，面无表情。 只有胡立带着我瑟缩地靠在路边，望着远处被白雪覆盖的油田发呆。 黄绿、红蓝相间的抽油机在其间轰鸣，高大的铁架支撑着锤头般的梁，一下一下向下锤动，锤向大地深处。 在大庆，这样的抽油机也被叫做“磕头机”，是图腾一样的存在。居民楼前、立交桥下、公路两旁，身处大庆，随处都能看见它庞大的身躯，正在工作或者已经废弃。 胡立对此早已见怪不怪。 从记事起，身为“油三代”的他，生活中就充满了这个庞然大物的影子。 “对于我们大庆人，磕头机就是印钞机，没有人不对它抱以尊重。”刺骨的寒风里，胡立躬着身子点燃了一支香烟。烟圈里，他的面容显出了几分模糊的迷茫。 在这座半个世纪岿然不动的油城里，胡立和他的祖辈、父辈都为油田奋斗了大半辈子，经历了计划经济时代工业发展给小城带来的繁荣，也饱尝了上世纪90年代末国企改制的阵痛。 几十年希望与失望的交汇中，他们一家人的个体命运与中国的工业化发展大背景交织在一起，从轰轰烈烈走向悄无声息，被动地承受着时代赋予的欣喜与疼痛、矛盾与冲撞。 从沉默到崛起，从辉煌到衰落，如今，随着中国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大庆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变迁的缩影，再次来到一个迷惘的转弯处。 这片黑土地像极了汲取了历史和思想的庞大记忆系统，在这里，我可以毫不费力地窥探到中国的过去，似乎，也能隐隐瞥见这个国家的未来。 \u00A0 一个叫大庆的地方诞生
胡立不到三十岁，却有两份工作。
日间，他是大庆油田试采公司的一名普通工人。但最近几年，由于资源枯竭，油田不断减产，往日令人艳羡的福利渐渐地没了。上有老、下有小的胡立思索良久，花几万元钱买了辆二手车，开始在下班后出来“拉活”开顺风车。
生于1989年的他，常形容自己是个非典型“80后”。
之所以非典型，他带着几分腼腆又骄傲的语气告诉我，是因为他崇拜着一个对于同龄年轻人来说，在课本之外已很少有机会看见的遥远名字：铁人王进喜。
每次坐班车上下班，路过王进喜曾任队长的1205钻井队时，井架上“铁人精神永向前”的大幅标语，都会刺得正在犯困打盹的胡立猛然清醒。
几天的走访里，我几乎要算愕然地发现，对大庆的石油工人来说，王进喜绝不仅仅是一个传说。
5000多平方公里的大庆市区里，铁人桥、铁人路、铁人岗、铁人大道、铁人新村、铁人中学、铁人广场星罗棋布。铁人纪念馆里，连王进喜在会战时睡过的一条枣红色薄毛毯，跑井时骑过的一台匈牙利制摩托车，都被注为“国家一级文物”被精心保存着。
这座曾热火朝天又逐渐没落的小城，在历经了半个世纪的沧桑变化后，依然顽固地保留下了昔日辉煌的踪迹。
而作为油田工人的胡立，至今仍从事着与王进喜相同的工作。
尽管技术工具已有许多改进，但石油开采仍有许多环节与上世纪的人力操作无异。
在胡立所在的作业大队，他几乎每天都要完成的一道工序，便是安装输油管。
油管很重，9.48米长，300余斤，胡立需要借助自己的力量，用一种专门的钩子，将油管一端钩起，放上滑道，送到井口安装。
这是绝对的重体力劳动。
刚来油田工作时，胡立曾因为不懂如何用力，几次在作业时闪到了腰，落下了腰间盘膨出的毛病。
回家养伤时，他开始觉得迷茫——这几乎是我采访的每一个东北年轻人最共通的情绪。
“16年的学校教育不断地告诉我们‘知识就是力量’，但在油田，尤其是对于一线工人，你会发现，很多时候，知识是没用的，甚至是个负担。”这与60年前，胡立祖父的处境几乎没什么变化。
胡立的祖父胡建是油田第一批石油工人，老人识字不多，但并不妨碍他曾在这片油田叱咤。
上世纪50年代末，东北松嫩平原上一个叫“大同”的小镇附近，从一座名为“松基3井”的油井里喷射出的黑色油流向世界宣告了大庆油田的发现。
其时正值新中国成立10周年，而发现油田的日期也临近国庆，于是，时任黑龙江省委第一书记的欧阳钦便提议，将油田所在地大同镇改名为大庆镇，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周年。
这片新发现的油田因此被定名为“大庆油田”。
1960年1月，石油部党组召开扩大会议，准备加快松辽地区勘探和油田开发，集中石油系统力量，“来一个声势浩大的大会战”。
其后三四月间，石油系统的37个厂矿、院校组织人员自带设备，与当年的退伍解放军战士和转业军官一起，组成石油大军，进入东北松嫩平原，石油会战由此开始。
当时，胡建刚刚从部队转业，也成了大军中的一员。
“那时的大庆，荒无人烟，条件非常恶劣。”如今，已是耄耋之年的胡建戴着花镜摆弄起相册里为数不多的几张老照片给我看，刻满了风霜的黝黑面庞，因为回忆，显出几分红光。
照片里的他还很年轻，和几个工友顶着羊皮帽憨憨地笑着，几张意气风发的脸上满是希望的光芒，尽管身后的雪地空空荡荡，只有远处几个刚完工的“干打垒”孤零零伫立着。
这是他在油田的第一份工作：研究如何用夯土建造民居——干打垒。
彼时，大庆已汇集了四万余人在油田采油、筑路、建厂。为了应对9月到来的西伯利亚寒流，他们需要在不影响生产的同时，建造可以防寒过冬的居所。
这种没有砖瓦，单纯依靠泥土夯实建造的简易住宅十分简陋，室内采光不足，空间逼仄。
“为了方便生产，这已经是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胡建记得，油田在当时抽出了一切可能的时间和人力，最终建造了30万平方米的“干打垒”。
此后的近30年时间里，胡建当过采油工、也当过作业工。
由于工作强度异常大，粮食又有限，胡建常常吃不饱。为了填饱肚子，他不得已卖掉了自己的唯一的家当——一块手表，换成了粮票。
吃和住，几乎成了油田里每个工人都不得不面对的最大问题。工人如此，知识分子也不例外。
1962年年底，为了避免夫妻两地分居，同济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毕业生林松和妻子李莹同时志愿来到大庆加入会战。
他们的婚礼就是在油田举行的。
“我们用报纸糊了墙，门口贴上一对红喜字，就算是新房了。”在李莹递给我的几张照片里，两个年轻人握着一沓信封笑得格外朝气。
这沓书信是两人大学4年时光里，写给彼此的校园情书。情书从上海的大学校园带去了大庆。
在李莹自己的日记里，她把这段经历命名为《萨尔图往事》。萨尔图是大庆这个地方在19世纪末的称呼，蒙语词，意为“月亮升起的地方”。
但很快，初来的建设热情，就被冰冷的现实浇熄。
“我们本来都不是怕苦的人，但没想到李莹没多久便怀孕了。”在林松的眼中，妻子原本能吃苦、有干劲，然而，怀孕之后，艰苦的生活条件让李莹的身体一天天衰弱了下去。